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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校长谈大学学风
来源:学风建设专题网 发布人:ccy 阅读:次 发布时间:2015/11/24 11:43:32

一、何谓大学学风

  我在这里所讲的学风概念是宽泛的,是一所大学中治学、读书、做人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一种良好的学风的形成需要大力的倡导,也需要教师、学生还有机关工作人员共同的努力。

  我以为,学风是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根本所在,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气质,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中山大学如果想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位置,学风的建设是一个关键。这也是我今天所以要在这个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上谈学风问题的目的。

  中山大学需要怎么样的一种学风呢?讨论这一问题,对于我校实现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对于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都是十分有利的。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一种灵魂性的东西来支撑我们的发展,也需要一种共有的气质来凝聚全校师生员工的人心。

  要看一所大学学风的追求,或者说看一所大学的气质如何,我觉得有一条捷径就是看它的校训。我们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国际国内知名大学的校训,在这里不妨罗列若干,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柏拉图为友,与真理为友。”复旦大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南京大学的校训是:“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南开大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最近东南大学也明确校训为:“止于至善”。浙江大学在竺可桢先生任校长的时候,确立了“求是”二字作为校训,对此,竺先生解释说:“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求是,就是求真理,一个真正的学者,为了寻求真理,必须要有百折不回的气慨。他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我觉得竺校长对大学学风的阐释,触及了根本。在解释“求是”校训时,竺先生还说:“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这条路径正是孙中山先生为我校亲笔题写的校训,所以我校的校训与上述各大名校的校训是有共通之处的,中山先生为中大人指明了读书、治学、做人的途径,这条路径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求得“是”,追求真理,达到“至诚”的境界,“止于至善”。

  大学的学风有着许多共性的东西,对于大学来说,求真、求知、求善的道德感,勇于为社会贡献心力的责任感,是其根本的品格,其中有理想主义的光芒在闪耀。

  如果要问我们中大的学风究竟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中山先生的这十字校训。大学作为“社会的良心”,必须坚守这种道德感和责任感,即便“举世皆浊”,也要“唯我独清”,因为这里是理想主义最后的堡垒。现在我们经常在谈要如何建立起现代大学的制度,这种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也必须是而且永远是我们这所大学的主心骨。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接下来讨论下面的问题了。

  二、有关学风建设的若干关系

  对于大学学风的讨论其实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在一些讨论中,往往有许多的争论,其实,许多问题都是相对的,如果可以较为辩证地去看待这些问题,或者会有一些别的收获,所以,在这里我想在大学学风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几个关系谈谈我的看法。

  1、质量与数量的关系。

  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是目前学术界最为众说纷纭的一对关系。目前,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到各大学都有对数量片面追求的倾向,引来了许多不同的声音,重视质量的呼声越来越大。在这里,我想有必要先明确一下这个关系,我们当然要追求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反对数量,我们要反对的是那些没有质量的数量,我们要倡导的是由质量主导的数量,只有在质量保证下的总量的提高,才可能奠定中山大学国内一流大学的基础,也才可能提高中山大学的声誉。

  但也必须看到,由于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对数量的片面追求,过分地强调量化指标的学术评价制度,在我国学术界助长了一种浮躁的学风,在这种不良学风的影响下,部分大学教师成了数字的奴隶,于是就出现了低水平的重复,泡沫学术等等,在学术道德上的失范现象也有所抬头,这固然有当事人自身学术道德修养的原因,但我国学术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是一个直接的诱因。

  对于数量的过度追求,已经带来了学术上的急功近利,这是不利于大学的学风建设的,也是不利于大学学术环境的营造的。在学术评价上,质往往要比量更能说明问题,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于学术成果的质量。许多学术成果都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我校肿瘤医院发在《NATURE》上的那篇文章就是用了几千万的投入,近百人共同努力了将近十年才取得的成果。

  我经常说,提到学风的浮躁,不能仅仅将眼光集中在教师的身上,我们应该要更多地从国家和大学的科研管理体制上找原因,即使国家的大环境一时还改变不了,我们学校本身的科研管理也要有一个明晰的思路,这个思路归结为一点,我想就是要营造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营造一种优雅、自由的大学文化氛围,要创造一切条件让我们的老师专注于学问,以学术为志业。

  创造性的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本身就有着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如果单纯以学术成果的数量去要求,是不利于重大科研成果的创造的。事实上,学校在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也已经作了许多探索和尝试,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岗位业绩津贴。一开始,我们的方案是对所有教师的业绩都进行考核,老师们戏称“计工分”。经过一年的实践,我们发现,这个方案其实仍然是围绕着数量的指挥捧在转,不利于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所以今年我们就开始试行业绩考核与岗位津贴相结合,即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每位老师的津贴中都包括了岗位和业绩两部分津贴。同时,我们还在全校选出了近200名教师,发给特殊津贴,这些教师可以在若干年内不参加业绩的考核,这实际上是对他们过去所取得的业绩的一种肯定,同时,我们也相信,作为卓有成就的学者,学术应该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即使不考核,他们也一定会不断地在学术上取得成就。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希望使这批学校中最优秀的学者可以不要过多地考虑学术以外的东西,潜心学问,拿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来。当然,我们这个做法也只是一种探索,成功与否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但我相信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是正确的,宽松、优雅的学术环境必将有利于我们大学的学风建设。

  我们要用一种全局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的努力,衡量一所大学是否一流,是否重要,最关键的是要看它是否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学术成果。学术界有京派、海派之说,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与京、沪两地是可以分庭抗礼的,相比而言,文化学术上却似乎没有了这种分庭抗礼的资本。作为中国南方一所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我们要力争通过不断地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宽松的学术氛围,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中山大学的学风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在学术风气和治学风格上打造一个在国内学术界独树一帜的岭南学派,我相信,这是中山大学的责任,我们也完全有能力达到这个目的。

  2、传授与创造的关系。

  大学是什么?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还是创造知识的地方?这是一个随着大学的诞生而一起诞生的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这个话题在我们学校也可以理解为是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与科研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似乎也是我们每一任校长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到最后,往往就成了两个都重要,的确,这两者确实是大学不可偏废的两个任务。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隐约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的呢,似乎教学的可以不科研,科研的可以不教学。但其实对于中大这种层次的大学而言,这一预设的前提是不应该存在的。

  大学是分层次的,中山大学的主要任务,显然应该是创造知识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在建国前,我们叫国立大学,在建国后,我们一直是教育部的直属大学,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和前进的动力,这种动力的来源在于创造性地发展知识,而中山大学理所当然应该是这样的一所大学,我们应该以研究型作为我们的目标,这是国家、民族和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而要成为一所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决不是靠调整一下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就可以达到的,研究型大学要求我们的老师要以创造知识为己任,我们不仅要让我们的学生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获得创新的治学理念,获得将来继续学习的能力。

  中大的教师应该以创新作为追求的目标,每个人达到的成就可能会有高有低,但不能不努力。我们当然要传授知识,但我们的知识传授应当是以创造作为前提的,我们的教学是建立在科研的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对中大的老师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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